「大红鹰彩票注册官网」上海移民究竟从哪来?虽然很长但值得一看

2020-01-10 14:47:37匿名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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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鹰彩票注册官网,在上海近现代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自开埠一百多年来,高度的移民化状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五方杂处,用他们的辛勤汗水、斑斑血泪,共同铸就了今日上海的辉煌,并形成了色彩斑斓的上海民俗。从19世纪50年代起,各地人群纷纷向上海集聚,其中最主要的构成则是江浙一带的农村人口,因此,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文化也就成为上海本土文化的“底色”。分析近代江浙农村人口向上海的流动以及流动传播本身对于乡村习俗的变革,不仅具有民俗学意义,也可见今日“长三角”地区民俗文化的血脉联系。

一、传统江浙农村民俗的一般特征

从地理意义上看,江浙农村除浙南一带以外,大部分被称为“江南”,就是长江以南的地区。现在通常所指的江南,是包括长江以南安徽、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即江浙沪和皖南、赣北地区。狭义上的江南尤其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地区。历史上,自六朝以来,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大量融入中原地区,中原文化随中原人士南迁而南移,结合本土文化,形成了以江宁和苏州两个城市为轴心的吴韵汉风江南文化,江南地区逐步成为事实上的中华文化中心。所以,江南文化与同是属于广义上的南方地区的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的岭南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士大夫文化,特别注重文采,注重书卷气,他们对生活特别细腻精致,有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景象,江南农耕地区称为“鱼米之乡”。

在民俗文化的传承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传统”(tradition)这一概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赖特·希尔斯认为,传统的本义是指某种“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几乎任何实质性内容都能够成为传统。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的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1]

与中国各地有着相似的经历,江浙一带农村也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聚村而居的农民则是乡土社会的基本成员,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2]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家族势力和传统礼俗。现在我们分析江浙一带农村的民间文化习俗,几乎都可以从中概括出以下几个一般性的特征:

第一,相对早熟的乡土文明。

大量考古遗存证明,从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生活着江浙一带的早期先民,在新石器时代,伴随着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经历了人类畜牧业和农业的第一次大分工,远古的祖先逐渐以氏族部落的形式聚居在自己的土地上,村落共同体几乎构成了先民们全部的生存空间。这是因为农业具有天生的稳定性,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固定不动的,因此,“农业在事实上就是一种流浪生活的终止”。他们开始大量种植禾本科作物粟,自此以后,定居型农业日渐成熟,这是中国传统文明即农业文明的起点与基点。定居型农业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质,加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夫一妻的稳定性家庭逐渐成为婚姻形态的主要方式,并形成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格局,这在繁荣农业、稳固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为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确立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3]

正是这种相对早熟的农业文明,构成了江南地区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状况,从而成为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和地主经济剥削制度下,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很难抵御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侵害,生活缺乏保障,自身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因此,希望有一种强大的外在于乡村社会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克服自然的风险和社会环境的侵害。社会习俗不断地加固着这种基于“乡土文明”的文化认同。例如,小农与皇权的关系,就呈现这样的情形:分散的小农对皇权有着现实的需要,并基于此而形成对皇权的崇拜心理。但是,皇权对小农的保护并不是对农民的恩赐和施舍,农民要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为庞大的皇权统治“买单”——提供赋税和劳役。基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势单力薄,他们对于皇权的介入存在,是抱着既爱又怕的双重矛盾心理。皇权与小农利益的根本对立使小农对皇权怀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历史上农民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而起,就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一次又一次爆发。

第二,人际传播的血缘和地缘纽带。

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依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织自穿,传统的作息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不违农时,春耕秋收。年复一年地生产、消费,缓慢的生产节奏,养成松懈而稳定的生活方式。按照自发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离乡土,安身立命,在人际传播中,彼此都是熟悉的乡里乡亲,费孝通教授称此为“熟人社会”。他写道:“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4]

血缘和地缘,作为社会的纽带,归根结底是由乡土关系派生的,正是这种长期定居、依附可耕土地、缺乏流动和变迁的农耕经济,这种“生于期,长于斯,死于斯”的生活模式,才会繁衍并维持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也才会组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1948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5]

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纽带的社会关系网,一层驭一层,层层相隶属,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繁衍生息,无论是改朝换代或是战争离乱,风雨不惊,即使打散了,很快又复原如初。这种社会秩序和结构导致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第三,农民对于土地的高度依赖。

传统农民的乡的观念也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晚清保守思想家曾廉曾十分形象地比喻道:“天下犹—身也,土地犹骨肉也,货财犹精血也”。[6]可见,农民对土地是如此的依赖、崇敬和依恋。有关土地对农民进而对社会的重要性,美籍华人学者许烺光先生在他那本名闻遐迩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中也谈及:“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处于人口过剩,耕地奇缺,农业艰难之中,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营养不良,甚至饿死。但是,这些事实不仅不能激发出开拓甚或商业上的进取精神,反而诱使那些居住在乡村的人们更加强烈地依恋于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7]正因为土地对农民十分重要,而近代以来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官田制度衰落,土地兼并加剧等原因,这更加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购买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不断扩大这份土地几乎成了乡民们最高的人生理想。因此,对于以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居住地常常是世世代代固定不变的。土地的重要性不仅使农民形成了浓厚的重本轻末的土地依赖意识,还造成了他们的安土重迁的行为特征。他们不愿轻易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居住地,因为那里不仅有他们的亲戚、邻里和朋友,有他们熟悉的山和水,更重要的是有他们生存的依托——土地。

第四,束缚人们精神的礼俗。

农村社会是礼俗社会,区别于法理社会。农村乡土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秩序,采用了礼俗这样一套规矩来教化、约束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所谓“乡规民约”,所谓“宗法律例”,这些“规矩”是以礼俗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礼俗经一代又一代的人口耳相传,耳濡目染,由长辈传给晚辈。对于晚辈来说,这样一套礼俗不是像法理社会一样在理论上经他同意而适用于他的,相反,是在晚辈出生以前,就业已存在的。这种秩序是先于其中的个人而存在的。一方面,乡土社会并不会因为其中成员的生老病死的继替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完备性,会不断产生许多习俗、制度和文化,用这些习俗与制度来束缚和影响个人。

在传统的江浙农村区,家庭对农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是一个婚姻生活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单元,承担着生产与消费、赡养、祭祀、生育与教养、婚姻生活和精神娱乐等多种功能。它是农民个人生活的一块精神乐土和奋斗目标,是农民的精神依托,也是组成社会的最为基本的细胞。传统社会的家庭同家族相比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同居,即家庭所有成员除了临时外出者以外,一般都长期稳定地居住在一起。二是共财,即家庭内部实行财产共有,家长实施支配权。[8]三是合炊,即同居共财的—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因为有这样一个特征,所以,有些学者也将“灶”作为家庭的象征,[9]而家庭到一定的规模后兄弟分家自然也就会被称作“分灶”。

从礼俗的内容来说、它或与家族的等级、规范、祭祀、结构、权力有关.或与当地的历史、信仰、民风、生产甚至气候有关。礼俗涉及祭祀、婚丧、耕种、岁时、闲暇、家政、教养、宗教和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它既是乡民日常生活的总结和提炼,又是乡民日常行为的参照。一个自小生活在传统血缘或地缘群体中的成员.从他接触外部世界的那一天起,便在接受并学习这些风俗和习惯。随着这些风俗习惯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变,随着外在的约束逐渐变为内在的心理积淀和行为模式,换句话说,随着一个个人真正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10],礼俗也就在血缘或地缘群体的世代继替中成为一种代代相袭的传统。

上述四端,是江浙农村传统民俗的最基本的特征,不论哪一种具体的民俗事象,都离不开这四种基本的前提,所以,我又将此称之为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四把钥匙”。[11]

二、近代江浙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及生存境遇

作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江浙农村在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剧烈的变动和震荡。一方面,自明清以来的工商业的发展,对农村的商品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江浙农民与外界交往的增多,农村社区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与此同时由于非农业的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得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弱,原先建立在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逐步发生变化。[12]另一方面,从外部条件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在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面前,中国被迫踏入现代的门槛,一个有着数干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在向自己十分陌生但却充满生机的工业文明作出让步之后,也开始了向后者的缓慢转变。

自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起,随着农村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现代交通和邮电的出现、简陋工业的下乡和农业技术的引进、现代教育和传播的初创、民主革命思潮和各种改良运动的推行,以及走出土地的农民与城市的初步接触及工厂体验的获得,江浙乡村在遭际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现代性在传统极其深厚的中国农村开始了缓慢而微弱的生长。[13]

由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野蛮式进入有关,使得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农民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弱化以及对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等传统观念和礼俗的放弃,往往是在彻底的贫困化前提下做出的被迫选择。而近代城市的崛起则为农民寻求生存提供了—条可供选择的出路。这种情境,使得近代以来土地对农民的束缚程度日益减低,农村人口的流动频率逐渐提高,到了20世纪30年代,农民离村的人数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更是急剧增加。有关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离村现象的描述,日本学者田中忠夫的研究数据在当时极有影响。田中忠夫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和《上海周报》记者,当时在上海专门设立了以中国农民为研究对象的“田中农村研究所”。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结合其他人的调查估计,当时江苏、安徽、山东、直隶、浙江等沿海5省l0个地区的农民平均离衬率为4.61%,中部地区为3.85%,北部地区则为5.49%。[14]另外,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曾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和云南等六省的农民离村情况进行了调查。江浙两省的盐城、启东、常熟、龙游、东阳、崇德、永嘉七县,每县抽查了六至九个村,结果发现:在1928一1933年间,江浙两省农民的离村率总的说来上升了,在调查的七个县中有四个离村率上升了,两个县持平,只有一个县略有下降。[15]

农民离开了他们眷恋的土地,他们流向何地?从20世纪开始,大量的人口向城市流动,其中包括大量贫苦农民和一部分乡间士绅,他们开始走进沿海工业城市,而江浙两地的农民因为地理的优势和便捷,进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大城市做工的不在少数,而去当时的上海,则是流动目的地的首选之地。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的统计,从1912到1932年,20年间,仅在苏南颇具实力的荣家企业从2家增至2l家,工人数也从1334人增至33416人,而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江浙两省农村。[16]而这时的上海,西方列强经由上海港输入的主要是工业品。无论是鸦片贸易,还是货物运输,都需要港口码头来进行。黄浦江两岸陆续建造了不少码头。与此同时,在各码头附近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江浙农民,他们由“农民”而成为“居民”,但这些居民大多是附近码头上扛大包的工人。帝国主义在从事经济掠夺的同时,也造就了上海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流入上海做工的流动人口,相当的多数或在杨树浦地区工厂作工人,或在轮船码头当苦力,或在马路上拉黄包车、踏三轮车,这部分人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约占10%至15%。还有集中于苏州河沿岸,或是集中于徐家汇、曹家渡、闸北、普陀和杨浦部分地区低矮拥挤的棚户陋屋,最初许多是仅能容身的“滚地龙”。在上海的高楼大厦和石库门的旁边,居住着大量衣食无着、痛不欲生的来自江浙一带的农村流动人口。大量离村农民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剧增。棚户区、失业甚至娼妓业兴盛等城市病的泛滥,以及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土地的荒芜和流民队伍的扩展。[17]旧上海最大的棚户区——蕃瓜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流动人口集聚区域。蕃瓜即南瓜,因其原产南洋而被叫做“蕃瓜”,又因为贫穷人家在青黄不接时用此瓜作主食,而被称为“饭瓜”。由于当时荒芜的空地还不少,最早到此居住的流动人口在空地上垦荒,大多种上蕃瓜以代口粮,外出谋业的居民晚上归来时,常常抱一南瓜,“蕃瓜弄”因此得名。这个“蕃瓜弄”,日后也成为上海贫民窟的代名词。[18]

随着资本输出的需要,列强各国纷纷在上海开设工厂,中国的民族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于是在工业区附近的荒地、废墟、坟场、垃圾场上,包括苏州河两岸和其他河沟旁,相继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棚户区。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满100户以上的棚户区即有322处,共计13万间、18万户,住在棚户区的居民已近100万人。这些棚户区分布在繁华市区的边缘,散落在闸北、普陀,长宁、徐家汇、常熟、卢家湾、嵩山、蓬莱、邑庙、浦东、提篮桥、榆林、杨树浦等地域,形成了对市区密密层层的包围圈。居民的成份复杂,主要是交通运输工人、码头工人和市政工人,大多来自苏北、安徽、山东等地农村。

三、江浙农村人口流动对于习俗变革的积极意义

怎样看待早期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做工、经商的现象?乡村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要遭受深重的苦难。光是看到城市人口的剧增,居住和环境的压力以及各种失范的城市病的泛滥,以及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土地的荒芜和流民队伍的扩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且是消极的一面。事实上,发生在近代的这第一次农民大批的脱离土地、流向城市的现象,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的松动却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仅从农村民俗变革和农民心理层面来考察,江浙农村这么多受安土重迁传统束缚的人口,开始走出土地,虽然有的是不自觉或被逼无奈的选择,但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还是折射出农村习俗变革和农民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

对此,时人曾经评论说:“中国工人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19]这里的“离家不计”四字用得颇妙,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的新行为方式已经开始与古老的乡村习俗之间出现了裂痕。如果用今天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人去上海、去南京、去杭州确实算不上什么,但那时的农民背负着干百年来传统习俗的沉重枷锁,能够毅然决然地前往他们所不熟悉的城市去“讨生活”,该是具有何等的勇气与决心!他们勇敢闯入为自己所陌生的城市和城市生活之中,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近代史上第一次农民进城的积极意义在于:

其一,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洗礼,并在乡村社会开风气之先。

从土地上走出的农民不仅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不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意识到,他们进城“讨生活”、参与城市的建设过程,城市或者说城市生活方式也在改造着他们,促使他们与传统诀别并迈向现代的行列。那些有相当的文化、对新事物极其敏感的士绅及其子弟当然能够很快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即使是那些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劳工,他们身上带着的旧的生活与行为方式,与现代工业和城市生活的要求每每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他们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现代工业和文明的熏陶与训练,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竞争意识.并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列宁曾经指出:“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的旋涡中。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20]上海历史学者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对农村外来人口适应上海现代都市生活作了很好的分析:“大批移民来到上海后,严酷的社会压力与生存竞争使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职业构成,经过学校、工厂、社会的熏陶与训练,由原先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人口变为操纵现代大机器的工业人口或其他非农业的城市生产、服务人口,从而提高移民的现代劳动技能、生存能力与竞争意识等现代人的素养。”[21]其实,即使对那些离开土地但并未走进都市的普通农民来说,在承受无可靠经济来源的生活重压的同时,也常常会在流动中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和生活圈子,并磨砺抵御险恶环境的能力。

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无论是有头有脸的士绅还是一般的贫苦农民,他们的外出,飘泊无定的生涯,都不会完全割断他们与母地乡村的联系。许多农民进城做工或者经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有的赚了钱,还会回馈家乡,或置地造房,或兴办教育,或兴办实业,把在城市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传播到乡村社会中去。有的农民虽然在城里做了工,但由于农业耕作的季节性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原因,“工人不一定长期留在城市,姑娘们回家乡结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乡下,而且有史料证明,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失业工人回到乡下”[22]回乡的农民多多少少会将在城市习得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技术带回农村,并在乡间给予传播、由此影响到江浙农村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对本世纪初江浙农村旧文化的冲击和新风气的开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二,传统“重农抑商”风气式微,重商思潮漫卷乡村社会。

20世纪上半叶,江浙流动人口与城市和城市生活方式日益频繁的接触,伴随着视野的开阔和生活半径的扩大,这些农民尤其是精明强干的青年农民的人格和社会心理都会产生深入人心的变化,不仅千百年来的“安土重迁”观念发生了动摇,就是他们的职业取向、交往方式、男女关系、组织行为甚至政治意识在内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也部开始出现了种种变动的迹象。不论农民在传统中国的实际地位与生活状况如何,长期以来的“以农为本”和“重农抑商”的观念是积淀在习俗层面最为顽固的成分。重商思潮以不可遏制的巨大力量,开始渗入江浙农村,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中国要想立足于现代世界,就必须改变原先的农本思想,以工商立国。以至会有人提出:“稽古之道,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23],大力呼吁改变传统的重本抑未的观念。这种呼吁因现实社会生活的改变而得以强化。“迩来欧风东渐,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向来单纯之农业,端不足应今日繁重之需求、于是工商兴焉”[24]。这种由农向商的转变趋势,在本来就有经商传统或者说倾向于商品交换的江浙农村就变得很容易“接轨”,乡镇中的商人数量迅速增加,弃农经商或弃仕经商一时成为风尚。尤其在人多地少的一些乡村,兼营小商业和小手工业在当时已成为普通农民的一种基本的职业选择。

除了经商以外,其他各种新型的职业也开始吸引着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使江浙农民的职业选择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20世纪上半叶起,江浙农民中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以自己现实的多元化选择冲破了传统农本社会的单一狭窄的职业结构。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严酷的生存竞争将一些人抛出了正常的职业之外,但总的说来,外在的生活压力与面对压力的自我抗争提高了大多数离村人口的现代性成分,同时赋予了他们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的能力”[25]。

其三,人际交往中的“利益观”逐渐取代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宗法意识。

长期以来在农民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族血缘关系开始出现弱化的苗头,加之地缘纽带在越来越频繁的流动中也开始松弛、农民在社会交往中开始形成建立在次属关系基础上的新型人际关系。据上海学者张乐天等在浙北地区的实地调查,“在三四十年代的y地区(乃至于浙北),绝大多数宗族并无族产,即令少数拥有族产的宗族,其数量也微不足道”,而陈家场附近52个自然村里,“九处祠堂或移作小学,或供放置族人寿棺或尸棺,平时无人管理,森然可怕……”[26]宗族血缘关系弱化的另一表现是,随着宗族共同体的松懈和宗族经济的解体,原先的同族祭族续修族谱制度也开始变得难以为继,这进一步导致了村民的宗族血缘意识的淡化。

在传统的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人际交往处于较低层次,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情感型交往,总的特点是封闭性、保守性。一方面是等极森严、门第观念、社会各阶级阶层间处于交往的封闭状态;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内部,成员间形成固定的人际圈,表现为:或下层人民的江湖门派,或达官士族的门当户对,或书香门第、梨园世家的联谊世交等等,无不显示出一种狭隘封闭的现象。这种状态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当农民成为市民,走出土地的人们伴随着社会习俗变革的浪潮,冲垮了封闭的自然经济的桎梏,把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向新的阶段,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深入人心,个人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冲破血缘、地缘纽带的局限,而以独立人格和个性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江浙农村中宗族血缘关系的弱化在1840年西方列强打入中国之前已有相当的表现,特别在苏南及与苏南毗邻的浙北杭嘉湖平原一带尤为明显。宗族血缘关系弱化的表现之一是,在江浙农村的许多地方,建立在同姓家庭之上的血缘共同体组织已经式微,甚至不复存在;而与此同时,家庭则朝向独立化和个体化的方向发展[27]。尽管这些仍属雏型的新型社会关系还常常带有传统色彩,比如,在手工业者中师徒关系常有父子关系的痕迹,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常以兄弟相称(这其实是一种血缘拟态关系);而离村农民在外地建立的各种行业性会馆同样带有明显的地缘色彩,但它毕竟与宗族血缘关系有了本质的不同。这种新型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奉行的是普遍主义的事本性原则,人们交往的中心不再是人本身,而是由人所体现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为核心枢纽。

其四,人们价值观念发生变异,冲击着乡村一系列社会习俗开始出现变动。

风俗归根结蒂是反映人们深层的心理、信仰和观念。举凡乡村社会穿衣戴帽、饮食结构、婚丧嫁娶、岁时节令等具象风俗,无不沟通着传统和现实、物质和观念,是人们趋新和守旧的晴雨表。民国以后,数千年封建礼教发生动摇,繁文缛节的礼俗在江浙农村受到冲击,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江浙农村的流动人口,在与城市文明碰撞、对比、筛选过程中,臃肿、散漫、单调和老气横秋的传统服饰,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显得很不协调,而挺直、整齐、灵活的西服不仅适应社会生活潮流,而且使人耳目一新。随着西俗东渐的日益加深,乡村农民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也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趋新。千百年来受人膜拜的“祖先崇拜”,开始让位于社会现实,女性地位的逐渐提高和男女关系也在发生润物无声的变化。“剪辫风潮”、“女子不缠足运动”此起彼伏,浙江地区农村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了现代女子学校,而且还很早成立了天足会,倡导女子不缠足。“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28]的婚姻不再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在剪发易服、妇女放足的风潮冲击下,传统与现实、西俗与国风、愚昧落后与文明进步在乡村社会发生了激烈地碰撞和震荡。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各种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对江浙农民的政治意识的影响。对干百年来封闭保守的乡村封建统治和社会意识发起了冲击,这种冲击使得在革命影响所及的乡村,普通农民在不同程度上去除了政治麻木感和疏离感,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开始对衙门里的官老爷们和乡间的地主东家们不再有畏惧回避之心,甚至开始对干百年来的“规矩”和“命运”的安排提出挑战。大批具有现代社会组织性质的农民协会成立了,农会在国民政府的认可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包括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平粜阻禁、反对加押退佃、取缔高利贷在内的一系列体现农民最基本的经济要求的运动,[29]与此同时;民主革命的思潮也迅速在穷乡僻壤得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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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第21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页

[3]沈大德、吴廷嘉《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2页

[5][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页

[6]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96页

[7]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页

[8]《唐律疏议》卷十二,转引自周晓虹《传统与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页。这种家庭共有制在唐代以后被用律法规定下来:“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和辄用当家账物者,十匹笞—,十匹加一等。”

[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一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10]《论语·学而》

[11]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12]仲富兰《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3]周晓虹《传统与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8页

[14]转引自王仲鸣编译《中国农民间题与农民运动》,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185—187页

[15]参见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转引自周晓虹《传统与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页

[1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编《荣家企业资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12页

[17]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18]仲富兰《上海街头弄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19]《中国纺织缫丝情形》,《时务报》第32册,第19页;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2页

[20]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7页

[21]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22]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0—485页

[23]夏东元编《郑观应集》,《商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3页

[24]民国《新绛县志》卷3,生业略

[25]周晓虹《传统与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页

[26]张乐天等《当代浙北6衬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27]张乐天等《当代浙北6衬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页

[28]《礼记•昏义》

[2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02页

作者介绍:仲富兰,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文史馆礼仪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俗文化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民俗传播学创始人,著有《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民俗传播学》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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